報導 / 王玉燕 (轉貼於〔放映週報〕

近年,國片復甦,宛如生機勃發的春天,隱約洋溢著一股清新的氣息。許多新一代導演養精蓄銳多時,陸續推出第一部劇情長片,使得台灣電影綻放更多姿色各異的花朵。過去,台灣電影上片時,往往各自行銷宣傳,勢單力薄,多半難以搏得媒體版面。自2007年起,彼時擔任《練習曲》製片的王耿瑜登高一呼,號召即將陸續發片的電影公司和片商聯合造勢,以「台片發春」為響亮口號,藉此壯大聲勢,盼能在好萊塢獨霸的市場中成功突圍,讓「台片」成為一種注目。

及至2008年,「台片發春」正式易名為「台片新高潮」,新聞局有感於此一活動確實得以發揮一定成效,整體提升台灣電影之能見度,拉抬票房,故樂於提供經費補助等各項奧援。2009年盛夏最新一波台片新高潮甫於日前召開盛大記者會,共計有《爸,你好嗎?》、《白銀帝國》、《陽陽》、《黃羊川》、《不能沒有你》、《野球孩子》、《聽說》、《尋情歷險記》、《帶我去遠方》、《街舞狂潮》、《2分20秒》、《臉》、《一席之地》等13部電影彼此串聯,大大豐富了下半年度的電影市場。

台片新高潮是由電影人自動發起的一個行動,希冀未來能持續發聲,2007年春季迄今,已陸續推出五波攻勢。此波台片新高潮由新聞局主辦、電影創作聯盟承辦,電影創作聯盟理事長王耿瑜扮演總工頭的角色,負責關照各活動的策劃執行。電影創作聯盟成立於1998年12月,以健全電影創作生態為宗旨,首任理事長為王小棣導演,2008年年底,由王耿瑜接棒,讓這個組織再度活絡起來。

電影創作聯盟(Taiwan Original Filmmakers Union)簡稱TOFU,取其中文諧音「豆腐」,每月舉辦TOFU派對,希望在歡愉的情境之下,提供圈內人一個自在交流的機會。相傳豆腐是西元前164 年,中國漢高組劉邦之孫—淮南王劉安煎藥煉丹時,偶然之間所發明。王耿瑜特別補充說明豆腐的重要意象:「豆腐味甘性涼,入脾、胃、大腸經,具有益氣和中、生津潤燥、清熱解毒的功效。豆腐,很東方,營養好吃又健康,便宜實惠又多元,冷熱老嫩香臭,各有人愛。」鼓勵台灣電影界相關人士,包括導演、編劇、攝影、美術、製片、後製、發行、戲院、策展、影評、學界等,紛紛註冊成為「豆腐人」,共同繁衍更多對於電影的想像。

連續幾屆擔任台灣國際兒童影展策展人的王耿瑜於訪談中也指出影像教育的重要性,兒童影展更透過「小導演大夢想」短片企劃徵選鼓勵小朋友們提出創意構想,晉升成為拿攝影機的人,創造真正的兒童觀點。無獨有偶,近三年,由新聞局主辦、中映電影公司承辦的「國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每年持續推動,同樣希望為全國中小學師生打造一條影像美學的學習之路,放大孩子的視野,並搭建一個影音互動教學的資源平台。

本期【放映頭條】特別專訪浸淫於電影圈二十餘載的王耿瑜,談述台片新高潮的創辦宗旨和活動規劃、電影創作聯盟的願景,以及她對於台灣整體電影產業的觀察與建言。

 
 
今年盛夏的台片新高潮是由電影創作聯盟承辦,請問電影創作聯盟接下此任務的契機為何?


王:一個多月前,電影創作聯盟聽說從七月底至八月初這個暑假檔開始,有許多國片將陸續上映,就一直在猶豫是否要主導這個活動,因為前兩年電影創作聯盟是處於一個比較停擺的狀態。既然目前電影創作聯盟每個月都有固定的交流派對,讓電影人有一個聚集機會,於是便主動詢問電影公司,看他們是否有意願一起造勢。差不多在此同時,戴立忍也跟我談,因為他的片子差不多要上映了,他在台北電影節期間常跟幾個導演一起聊,也有談過如何自力救濟。戴立忍和他的發行商都是電影創作聯盟的理事,雙方的合作也是在我們第一次聚會中談成的,因而戴立忍很贊同透過這樣的一種形式,讓不同領域的人認識,製造一些交流的機會,否則電影導演可能只知道拍片,也只知道平時合作的那幾個人,並不曉得其他劇組或其他發行公司的狀況。戴立忍認為,透過電影創作聯盟籌劃的這樣一個不是很正式的聚會邀請大家一起來聊聊天,是一種有效的互動,所以每一次聚會他都很樂於參與,也時常提供一些意見。當我正在猶豫,思考到底要不要做的時候,我和戴立忍曾通過電話,便決議一起來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著手準備這個案子,趕緊送給新聞局審核。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新聞局前幾年是比較被動的,我們提案子他們才做,今年他們開始主動上網公開招標,希望有團隊負責籌辦國片聯合造勢的活動,不過第一次流標,當時我並不知道有這個標案。我一提案後,新聞局就安排我跟他們聊。我當場表明,因為我個人堅決反對文化性的活動以招標的方式進行,所以我從未參加標案,假如新聞局要委託我們來做這件事情,因為我們本來就有此打算,自然可以再往下談,他們也應允了。我覺得很好的一點是,主管機關也看到聯合造勢的效果,願意主動編列這樣的預算,所以我們才有比較充裕的人力,也才可以找到好的美術來設計一系列文宣品,於是大家便在這一個多月緊鑼密鼓地企劃這個活動。

您目前也擔任電影創作聯盟理事長,能否先請您談談電影創作聯盟這個組織目前的運作方式,以及後續發展的目標?


王:這個組織是十年前王小棣老師等人成立的,去年年底,小棣老師希望我接他的位子。因為我在電影圈已經二十幾年了,假如你接下這個職務,因為是四年一任,所以必須好好思考這件事。我自己的個性是要嘛就不要做,既然接了,就會開始想電影創作聯盟到底要幹什麼、跟電影這個產業有什麼關係,所以就花了超乎想像的時間,思索如何讓電影創作聯盟真正可以幫助台灣的電影環境。假如創作是一個因為天降甘霖而長出的花朵,我們至少要把那個環境創造出來,該怎麼樣有水氣、有雲朵,種子都準備好了之後,才可能開花。後來我們決定至少每個月辦一次party,在那個聚會裡頭,可以漸漸摸索出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因為我覺得那不只是我的事情,應該是這些電影人大家想幹什麼,所以是要大家慢慢一起共同找出來的。

不過,每個月的party到底要怎麼辦才會吸引大家前來?於是我們每次都不斷嘗試,漸漸地好像有了一些雛形。今年二月,TOFU Party第一次舉行,我們邀請了從柏林影展、鹿特丹影展回來的影人前來分享,像是以《不能沒有你》入圍鹿特丹影展正式競賽單元的戴立忍、以《家好月圓》入圍鹿特丹影展短片競賽單元的周旭薇,今年受邀至柏林影展觀摩的陳儒修老師也一起來分享他的柏林經驗。其他的交流內容包括:之前張艾嘉去衣索比亞,我幫她拍了紀錄片,就拿到現場播映,和大家分享。另一次是很多剪接師一起來分享如何剪預告片,我們也找了片商和導演,從他們的角度一起來聊聊。我們預計九月份會以美術指導、美術助理為主軸,邀請老中青三代一起來分享不同的觀點。

其實這個行業大家可能各自在想自己的腳本,然後拍片的時候又是這麼封閉,所以橫向的交流我覺得是比較少的。這也跟我自己的電影經驗有關,因為我參與電影的年代,應該就是台灣新電影的開始,那時候曾經有過很短暫的一段叫做「合作社電影」的年代,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吳念真、詹宏志這幾個人曾經聚在一起弄過合作社電影,包括演員訓練、劇本發想等,大家互相交流,撞擊出更多火花。當時我還在讀大學,也一同參與,那些經驗會對你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於你曾經看過那個短暫的美好,就會期待這樣的事情能夠持續地發生。畢竟創作本身是一件滿寂寞的事情,常常是自己一個人悶著頭去把東西弄出來,但其實創作者需要接受更多刺激,吸收不同觀點。假如創作者能夠秉持開放的態度,電影人可以團結起來,匯聚各自的能量,我覺得這是一種磁鐵效應,觀眾會感受到,自然會被吸引過來。

這是您2007年發起「台片發春」這個活動的出發點嗎?


王:對,因為2007年那時候,我們自己有《練習曲》這部片要發行,當時《六號出口》、《刺青》《指尖的重量》等好幾部片子也要上映,因為這些導演、行銷、發行公司大家都很熟,希望可以自力救濟,我們就自動自發地去做一些發聲的行動,但我們很希望這不只是一個活動,而是可以繼續延續下去的一股能量。這個行動由於大家都有一些想法,我就很快速地號召了大家,很快達成共識,就一路做下去。

當初有哪些資源呢?


王:當時大家都已經沒錢做自己的文宣了,另外,我們在誠品一樓召開一場記者會,在台北人咖啡也舉辦了一場party,類似這樣的宣傳都需要費用,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新聞局申請了一點贊助,讓這些劇組不需要再負擔額外的花費。我們也去找一些媒體,甚至還去談了小巨蛋的大電視牆,他們也樂意提供,所以我們只須付製作費用,沒有付媒體費用,金額差很多。相較之下,美商八大擁有很多資源,因為他們是長期配合,不管是和戲院或媒體接洽,都能好好去做每一檔戲。反觀台灣電影,每個導演常常都是幾年才拍一部片,宣傳時單打獨鬥多半很吃力,不管是記者、媒體或是贊助廠商等資源可能都無法有效掌握。

新聞局介入後,主要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提供哪些資源?


王:前面幾次都是我們組織好了以後,將企劃案遞交給新聞局。基本上我們完全是義工,花費的部分,則是由新聞局直接支付廠商,我們並不經手。到了2008年,「台片發春」更名為「台片新高潮」,新聞局也開始將人事費用編列進去。之前我的角色由於一半是某一部片的監製,一半是一個熱愛電影的人,所以我們大家很樂心的集合,不求回報,可是其實做了一次、兩次下來,會發現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頭聚集這些人不成問題,可是假如希望這個事情一直延續的話,應該是要有報酬的,因為很多東西一旦沒有報酬就無法多加要求,而其實要把每件事情做好都需要耗費數星期。倘若認為人力腦力都不要錢,這是不正確的,我們提出很多想法、召開很多會議、規劃活動等等,這一切都算是一種智慧財產權。憑藉大家的熱情讓這件事情發生一次、兩次是可以,但假如當官方也體認到這樣的作為可能是有效的,或者是推廣國片本來就是他們分內該做的事,業界有人幫忙做了,是不是應該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酬勞呢?因此後來我們也為籌辦活動的主要工作人員爭取到基本薪資。

除了經費補助外,新聞局還提供了哪些協助?


王:這一次新聞局也主動提供電視頻道的露出機會,包括台視、中視、華視、公廣集團的三個頻道以及公用頻道,我們剪了一個30秒的宣傳短片可以播出。今天下午,新聞局電影處處長看了30秒的短片後很滿意,所以馬上就追加大台北地區電影院的拷貝,未來我們會將這30秒轉成電影拷貝,在大台北地區每一間電影院電影開播之前放映台片新高潮的訊息。過去國片幾乎都沒有預算可以上電視廣告,如今透過集體結盟的方式,可以向新聞局爭取多一些資源。

這一波台片新高潮預計推出哪些優惠性的方案和活動,吸引觀眾走入戲院,另一方面也增加和觀眾的互動?


王:除了聯合造勢的記者會外,電影創作聯盟目前也串連了所有發行商,各自去募集資源、蒐集獎品。我們的目標是蒐集一百個獎品,希望觀眾在下半年度能夠保留票根,憑票根兌換獎項,我們找的贊助應該都算是年輕人還滿喜歡的,像是iPod、EPC、捷安特腳踏車等等,希望能夠成功利誘觀眾。不過詳細活動辦法目前還在規劃中,包括蓋章集點的遊戲規則、戲院的配合度、贈品的儲藏等細節都還在企劃,希望近兩週可以定案。

日前我們剛推出第一波預售票優惠「夏日台片高峰會3+1」,凡於博客來售票網購買《陽陽》、《野球孩子》或《不能沒有你》電影預售票任三張,就贈送超值福袋一個。此外,也和金穗獎合作部落格達人的活動,鼓勵部落格達人或一般民眾來看電影、寫影評。這次也有推出電影海報網路票選,大家可以在台片新高潮部落格上留言,選出自己最喜歡哪一部電影的海報,並簡短說明理由,就有機會得到《不能沒有你》導演戴立忍的親筆簽名海報,活動時間到8/15晚間11:59為止。8月15、16日兩天,電影創作聯盟也和「跳起來音樂節」合作,屆時會在華山創意園區設攤,讓更多人知道台片新高潮的活動訊息。

此波聯合造勢的影片多達13部,從這幾部電影的主題內容和風格當中,您是否觀察到什麼樣的趨勢?


王:就影片主題來看,滿有意思的是不少作品都和父親或是教練有關,他們代表的是比較權威的意象,具有某種既親密又疏離的弔詭感受。雖然每一部的片型、內容都不一樣,但這些導演卻不約而同的以此為創作主題,在電影中勾勒、尋找父親的形象和地位。像張作驥是因為父親離開,藉由《爸,你好嗎?》重新反省跟父親的關係;鄭有傑在創作期間結婚生子了,他的新作《陽陽》片中,女主角陽陽在找尋生父的同時,必須面對成為她繼父的教練;《野球孩子》刻劃的則是花蓮瑞穗一群棒球隊的小朋友,和教練之間亦師亦父的關係。《不能沒有你》、《一席之地》、《2分20秒》也都有類似的主題。我覺得這和導演們在經歷了自己當爸爸後,開始去反省一些事情可能有點關係。除此之外,這13部影片裡頭就有4部紀錄片,包括《野球孩子》、《黃羊川》、《街舞狂潮》、《尋情歷險記》,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這麼多部紀錄片可以上院線,算是一個很少見的現象,這幾部片的題材也都很特別。

您長期浸淫於電影圈,近年也積極策劃兒童影展,請問您是如何看待影像教育的?


王:回歸我們之所以要策劃台片新高潮的初衷,光是一部電影受到矚目,不可能改變電影環境,但如果是一票電影就有可能。我們希望能夠建立觀眾看國片的新習慣,由於這些電影的類型、影像風格都不一樣,所以必須培養出多元口味的觀眾,才可能讓電影環境真正有所改變。我覺得電影觀眾是需要被教育的,否則故事說得再動人、再好看,可是觀眾就是習慣看好萊塢、看日本動畫,一旦多元的口味沒被打開,片子拍得再好看,他們也不會買票走進戲院。所以我們希望台灣的創作者能夠拍出動人的片子,影像教育也要同時進行。

電影對我來說是一個娛樂型的人文藝術教育,我們自己喜歡看電影的人很清楚在各式各樣的電影裡面獲得些什麼,你在電影中看到了冰島、看到了阿根廷,這跟從來只看好萊塢電影的人對於世界的看法或人生態度是不一樣的。我們真的要打開這些觀眾不同的觸角,以及勇於嘗試的心態,嘗試一兩部之後,會發現沒有這麼不好看,只是跟你習慣的不一樣而已。觀眾可能會因為在這部片中被某個點觸動了,使得他願意下一次再去買票,可是如果連第一步都沒有踏出來,就永遠都不可能。

假如從小就讓孩子接觸各種電影,他就知道原來卡通還有東歐的、還有俄羅斯的,都這麼好看。像我這一代的五年級生,我是要到二十歲才接受了影像教育,其實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在大學的時候看到了,所以會一直追尋。如果現在的小朋友在更小的時候就知道這些事情,長大後,他會更願意花時間去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十年前,我在法國住了一年多,每天去戲院,法國真的是一個電影王國,在下午這麼冷門的時段,電影院裡頭可能還有三、四成的觀眾,有各式各樣的人,來看一個連我都不認識的日本獨立製片的實驗片。看電影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

您知道法國的影像教育是怎麼執行的嗎?


王:他們從小就大量看電影,我有一個法國朋友,一個老先生,已經六十幾歲了,跟我聊電影,很有自己的看法。我以飲食為例,說明他們是怎麼培養小朋友的文化品味。法國有相當著名的米其林餐廳,這些米其林的廚師是經過認證的,他們組成一個全國性的公會,負責安排每個廚師每年有三個禮拜的時間去學校服務、做公益,包括幼稚園、國小、國中等校園。小朋友在小時候都會有機會品嚐到米其林廚師做的菜,因為這些廚師覺得,假如一個行業要長遠經營的話,一定要去培養小朋友有能力品嚐他們做的好菜,所以他們就義務去教導小朋友培養他們的品味。這是我有一次跟台灣前任駐法代表聊天時他提到的,對我衝擊很大。

電影教育的部份我比較不知道法國如何操作,但是我從觀眾的角度來看,法國的電影博物館或電影套票機制都很令人稱道。我1997年到1998年待在法國那一年,大概有56家藝術電影院(Art House),據說全盛時期有高達200家藝術電影院。長期有這麼多不同的電影院做不同的專題,本身就提供多元的影像很多發聲管道,自然會有比較多的可能性吸引不同的觀眾進去。我同時也在想,人為什麼要看電影?它是讓你有一個發夢的時間、一個逃避的時間、還是怎樣的一段時光?那一個半小時的觀影時間在你生命中佔據什麼樣的位置?你可能不小心會被哪部電影裡面的一句話給感動了,而有了不一樣的人生軌跡,電影擁有很多神奇的力量。

您先前曾擔任《練習曲》的製片,台灣新電影時代也曾參與一些電影的製作,能否請您分享一下這方面的工作經驗?


王:我大學的時候跟了三部片,一部是改編自黃春明小說的《莎呦娜啦‧再見》、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尼羅河女兒》,後來又參與了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張艾嘉《今天不回家》的拍攝。前幾年曾擔任王小棣執導的《魔法阿嬤》前期製片,另外也做過一些後期上片的事情。其實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大概只有六部,之前做的都是導演組的工作,直到《練習曲》才做製片的工作。早期,我們那個年代接觸的製片是比較不一樣的,當時的製片分成兩種體系,一種是流氓體系,一種是官僚體系,所以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要做製片,一方面沒有什麼學習經驗,另一方面覺得自己的人格特質好像也不像當初所認識的製片那樣。

2006年,我真的去做製片,雖然名為監製,但是其實也有跳下來做執行面上的事,儘管有一個執行製片,但是人和資金都很少,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六、七台車隊,不分彼此地工作了幾個月。那一次製作經驗其實我還滿開心,人好像比較老一點、也比較圓融了一點,比較像一個媽媽,大家一起去旅行,所以我就要張羅食宿,對我來說,做一個製片這件事情也還在學。除了在拍片階段要做一個媽媽,當你的小孩長大成人之後,這個媽媽的角色是什麼?後續還有什麼事情是這個媽媽要繼續從旁協力的?乃至於到上片、到發行,甚至到國外影展,這個媽媽必須站在什麼樣的位置?這些東西我到現在都還在學習中。這些年,因為有許多年輕的製片人加入,也看到整個台灣的製片環境朝向國際化,開始和一些國外電影工作者合作,這些都會打開大家不同的視野以及工作的方式,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正向的角度。我自己則是從做中學,還在摸索製片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您本身多方涉足台灣電影產業,能否請您針對學院環境、人才培訓、國家政策這幾個環節分享您所觀察到的現象?


王:關於學院的部份,我這幾年有比較多的機會去台藝大、世新等學校,擔任畢業製作、卓越計畫等評審,時常看他們的作品,也有機會跟他們聊。這幾年下來,不管是短片輔導金、影像扎根,或是之前金馬的數位影展,在評審過程中,看到了有這麼多年輕人想要拍片,這些學院出身的年輕創作者雖然擁有比較多的資源,但是你也看到了一些侷限,或是很多說故事的方式不夠完善的作品。可是這些學校都開始找機會跟業界交流,或是請業界的老師、導演進校園,不管是上課或看作品,讓這些片子更有機會投入影展,被其他人看到,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趨勢。像日前由新聞局辦理的「Wow!eye Taiwan 我愛台灣全民影音創作大賽」,徵選十分鐘的短片,共分為MV、動畫、紀錄、劇情四部份。投件作品高達800件,其實是很驚人的數字,當然高額獎金發揮了一定的吸引力,我們也從中看到拍片這件事竟然如此吸引人!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一直待在這個行業,不斷碰到這麼多作品相當精彩的導演。在社會上,電影這個行業都被認為是一個沒前途的行業,20年前,如果你學了電影,爸媽是會擔心的,就是因為這個行業確實存在,卻又被所有人忽略。我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去年當《海角七號》變成一個話題的時候,有一次我坐計程車,計程車司機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回答他做電影,第一次他們會想要繼續探究你的工作內容,第一次覺得電影也是個行業,我覺得這其實是第一步,讓大眾認知到原來電影也是個行業。假如我們能夠共同讓電影變成一個受認可的行業別,我們才能吸引到一些很棒的人才進來,因為這個行業這麼好玩、這麼需要人的創造力!前提是它能夠變成一個可維生,甚至可以過得不錯的行業。

我在電影圈遇到的真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創意的人,可惜我們的社會太不多元了,我們只認為律師、醫生這幾個行業是有前途的,並沒有學會去尊重廚師、放映師這些人才的專業。做電影大家也只想到當導演,比較少人立志要做一個攝影師、剪接、電影美術或副導演等各式各樣的工作,這個行業真的需要有夠好的人進來,才能讓整體環境變得更棒。我們希望有文學底子的作家可以加入、電腦很厲害的人可以投入數位音樂創作、數位剪接或後製等等,一旦能夠匯聚各式各樣的人才,導演才能夠有更多選擇、嘗試不同東西,才能吸引更多的觀眾。

國家政策的部分,電影創作聯盟的目的有一項就是推動電影政策,這些年我也辦影展,所以有比較多機會跟公部門的人接觸,去年除了接任電影創作聯盟理事長外,也擔任電資館董事。過去擔任姚文智擔任新聞局局長的時候,曾召集一個電影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對電影政策提供一些意見。然而我覺得電影委員會不能光靠一個月一次的會議,而是需要設立一個常態性的研究組織,由一組知行合一的團隊負責,擬定政策,同時進行監督、事後檢討。

另外,台北縣政府和新聞局一直在規劃國家電影文化中心,包括設置地點、電影文化中心的定位等等都必須經過評估,我幫忙召開了十幾次會議,匯集所有電影人對於國家電影中心的期待。我們為此也去拜訪新聞局很多次,持續監督,希望這個跟電影人息息相關的建設,成為一個電影人能夠認同的產業基地。

電影人普遍對於國家電影文化中心的期待是什麼?


王:我們大概訪問了近一百個人,每次座談約十幾個人,對象包括資深導演、年輕導演、後製、影評人、策展人、片商……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場,不過大致上可劃分為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比較類似產業園區,希望產業和創作者可以集合在同一個地方。另外一種方向則較偏向教育,像是一個影像博物館,肩負影像教育、放映、娛樂等功能的複合體。不過目前尚未定案,我們也在持續觀察中。

最後想要談談國際行銷的部分,台灣對於國片的國際版權銷售一直缺乏一個負責統籌的主管單位,如今台片新高潮愈來愈具規模,電影創作聯盟是否有可能協助推動這一塊?


王: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協助國際參展等等,但是賣片這件事情我們頂多是做到初步的行銷,很多細節還是要靠各個片商去做。如何將台灣電影推向國際也是電影創作聯盟要做的很重要一個工作,目前這個單位的成員都還是義工,所以我們現階段只能尋求各自發展,例如之前鹿特丹影展的策展人來台,我們就辦一場party,邀請台灣導演主動拿片子給策展人看,今年鹿特丹影展就有一個台灣單元,有非常多部短片入圍,還有好幾部片被邀去做競賽片。除此之外,我們也代發各個影展的訊息,有些影展我們會代為收件,一起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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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片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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