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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聯合報╱張鐵志/文】出處:聯副 創作 | 閱讀藝文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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